郁美兰 继承父志,一心为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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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3 12:32:52

文 / 李肖含

初秋时节,天气仍有些燥热。南京傅厚岗一处幽静的院子里,郁美兰正和老伴儿悠闲地聊着天。虽然已经从江苏省侨联主席的职位上退休,但她还是对外界的新闻保持了应有的关注。抗战胜利日、侨情动态,乃至最近国际局势的变化,都是他们口中的话题。

当然,郁达夫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位国人眼中的著名文学家、抗战英烈,郁美兰心中高大、可敬的父亲,已经牺牲整整72年了。作为抗日华侨的后代,一代文豪的“遗腹女”,从未曾见过面的父亲,是她一生的荣耀与思念。而她又把这种荣耀与思念,转化为了一心为侨的巨大热情。

“在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父亲牺牲了”

郁美兰1945年8月27日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一个名叫巴雅公务的小镇上。其时,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但在印尼的日本宪兵却还在“维持治安”的幌子下进行最后的顽抗。

当时的郁达夫化名赵廉,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名为“赵豫记”的小酒厂。由于中共党员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等人的加入,这里实际上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郁达夫还曾以酒厂老板的身份掩护过不少当地华侨华人和印尼民众。但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在日本宪兵的软禁与监控之下,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945年8月27日,同在酒厂工作的胡愈之等人撤离印尼。而为了避免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怀疑,郁达夫坚持没有一同撤离。危险却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母亲告诉我,当天吃过晚饭以后,一个印尼青年把我的父亲叫了出去,”郁美兰说,“出去时他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说马上就会回来,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

郁美兰的母亲头脑中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而就在这时,郁美兰降生了。“就在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父亲牺牲了,”郁美兰说,“父亲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远闪闪发光,但却又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

对于父亲的印象,郁美兰基本上得自于自己的母亲和身边的华人华侨。“小时候,母亲曾告诉我,父亲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印尼的华侨华人和当地人外,甚至还有日本人,”郁美兰说,“但是,每当有日本宪兵到家里来作客并要酒喝时,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劝他们喝酒,而父亲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父亲常常会愤恨地说:‘让这种高酒精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

著名侨领陈嘉庚曾对中共在南洋地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夏衍说:“抗战时期的郁达夫除了编辑进步报刊宣传抗日,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了一大批华人华侨。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对郁达夫心怀感激:“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夏衍曾说,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父亲既是作家,更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战士,”郁美兰说,“他以独特的方式抗战,以笔、以生命作投枪,写下了人生壮丽的诗篇,他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支柱,在抗战中走完了他绚丽的人生,也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中国文人所具有的风骨。”

▲ 郁美兰与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

从烈士遗孤到侨联主席

郁达夫牺牲后,刚刚出生的郁美兰和自己的母亲何丽有以及刚周岁的哥哥郁大亚相依为命,并得到了印尼当地华侨华人的照顾。刚开始,他们一起住在一栋漂亮的洋房里,“独门独户,有点儿像别墅”。但是,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在郁美兰7岁时,一家人不得不从那里离开。

“那时候我虽然很小,但是已经记事了,”郁美兰说,“那栋房子很好,离开的时候我们一直不住地回头看,这么好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要离开?”

随后,他们一起住进了郁达夫生前的好友、印尼华侨蔡清竹先生家里。蔡清竹建议郁美兰的母亲何丽有改嫁。她同意改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送郁达夫的这两个孩子到雅加达读书”。

在雅加达,郁美兰对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很多华侨到雅加达看望蔡清竹,一定要看一下郁达夫的子女,并且给他们送东西、送钱。“等到稍大了以后,经常还会有人告诉我,报纸上有你父亲的消息,”郁美兰说,“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954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郁达夫的好友、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胡愈之委托团长郑振铎帮忙寻找失踪多年的郁达夫遗孤,找到了郁美兰和其兄郁大亚。1960年,在使馆方面的安排下,郁美兰回到中国。

回国后,她先去了集美侨校,一个月后又到了北京,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其后,郁美兰在北京上了大学,并和胡愈之的侄子结婚。婚后,她随着丈夫到了新疆。十年后,郁美兰回到南京安家,先后在金陵石化和江苏省侨办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江苏省侨联主席。

独特的身世与生活经历,不仅使郁美兰对海外侨情非常熟悉,更让她对海外侨胞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在省侨办工作开始,郁美兰就坚持认真地办好侨胞提出的每一件事,能解决的尽快帮助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耐心地做好解释工作。

担任江苏省侨联主席后,面对新的侨情,她提出侨联既要继续很好地为老侨服务,又要适应文化层次高、思想观念新的新侨的情况和需要,并在改善贫困老归侨生活、认定新华侨身份、保护新华侨权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如今的郁美兰虽然退休在家,但仍时刻关心、关注着侨界的动态。“我出生在海外,从小时候起就受到海外侨胞们的照料和帮助,为侨服务,我有很强的使命感,”郁美兰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在继承我父亲未竟的事业。”

2015年9月3日,郁美兰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 2015年9月3日,郁美兰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父亲是作家,更是战士”

《中华儿女》:您出生的当天,也是郁达夫先生不幸蒙难的日子。这位与您素未谋面的父亲,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郁美兰:我是郁达夫最小的女儿,出生于父亲“失踪”后的几个小时,是郁达夫的“遗腹女”。我的出生地印尼也是郁达夫烈士的殉难处。我与父亲从未见过面,对我来说,父亲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远闪闪发光,但却又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交情甚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新文学运动史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著名作家之一。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抗战开始后,郁达夫曾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他趁赴日采购印刷机和应邀演讲的机会,敦请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又作为劳军特使前往前线劳军。其间,他还帮助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顺利到达台儿庄前线。史迪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道,发表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杂志上。这篇报道在美国政府和军方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很快改变对华的观望态度。接着,美国在经援中国的同时还派陈纳德的航空队来华参战,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抗战的大力支持。

1938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的同时,他还编辑了四五种刊物,极大地鼓舞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热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领导下成立“星州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942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实际上已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新加坡沦陷后,他与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张楚琨、汪金丁等人,撤退到印尼苏门答腊的巴雅公务市落脚。他化名赵廉,在巴雅公务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当地印尼群众、华人华侨和革命志士的事情。

纵观父亲的一生,我认为他既是作家,更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战士,他以独特的方式抗战,以笔、以生命作投枪,写下了人生壮丽的诗篇,他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支柱,在抗战中走完了他绚丽的人生,也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中国文人所具有的风骨。

▲ 2011年12月,郁美兰(左二)陪同中国侨联时任主席林军(左三)参观鉴真佛教学院

《中华儿女》:郁达夫“失踪”之后,遗体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件事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郁美兰:父亲郁达夫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失踪”的。7年后的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关于父亲的“失踪”, 曾与父亲在印尼并肩战斗过的胡愈老在从印尼回国以后,写过一本书 《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当时他下定论说是失踪,推测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但是没有证据。1985年7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遇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名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发表论文《郁达夫的被害真相》,证实了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1945年8月27日的晚上,日本宪兵接到命令,把他骗出去以后,拉到印尼巴雅公务的荒山野岭,然后用电线把他勒死的。这是一种很残忍的手段。但由于没有确实证据,父亲的遗骨也下落不明,郁达夫的死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我在父亲遇难的几个小时后出生,心中只有对父亲的无尽怀念。

《中华儿女》:能否谈一谈您的母亲?

郁美兰:我的母亲何丽有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1921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她10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母亲送给一位陈姓人家。她改名陈莲有,随陈家人来到印尼。1943年经人介绍与父亲结婚,时年22岁。由于母亲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所以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也就是在那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父亲最后时期的苦心所在吧。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时间虽短,但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中华儿女》:您特殊的身世与经历,对您后来从事侨务工作有哪些影响?

郁美兰:我出生在印尼,是郁达夫的“遗腹女”。15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印尼,和自己的母亲、哥哥在相依为命。这期间,我们一直得到众多侨胞的资助,许许多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送钱、送东西……这些虽是小事,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啊!

后来,我有机会从事侨务工作,由于从小在海外长大,我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他们的想法和需求,这也让我在工作时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我的父亲在抗战时期用自己手中的笔,团结和动员了大批海外华人华侨共同参加抗战。现在我从事侨务工作,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继承我父亲未竟的事业。广大的海外侨胞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只要当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总会挺身而出。海外侨胞血浓于水的深情是让人非常感动的。在为侨服务中,我一直不断感受着侨胞们浓浓的爱国情怀。